来自 学术对话 2019-11-14 18:35 的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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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壹位住着,做了逍遥道士

那天徒儿问我,师父,你一个人住着,孤独吗?

一提起“道士”,人们的第一印象必脱离不了逍遥自在的描述,这与道教修行所追求的与世无争、恬淡无为的思想是契合的。

我没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常说,人是群体性的动物,他需要劳动,需要协作,需要组织,更需要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被尊重。如果这些都没有,那多半是会觉得人生没什么意义的。这一点,不论是不是深处宗教的氛围中,都是一样的标杆。

道人,顾名思义是指遵道而行的人们,参悟人间大道正是他们日常的修行功课。

后来,又有人问我,我的工作环境中大家都在互相攀比,心好累,真羡慕宗教中的世外桃源,可以过着不争且淡然的生活。

因为看得明白万事万物之间的因果承负关系,又见了太多的生生灭灭、有有无无,所以有道之人往往不会心系红尘,而是更加追求独居山林的世外逍遥。

我反问,如果说人间不清静,你还可以向往宗教修行;可如果宗教中也难以得清静时,那又该怎么办呢?继续逃,逃往哪里?

道教尚隐,但归隐的并不是自己的肉身,而是内在的真心。把心从繁杂万物中提炼成为纯一清静之态,便不会再对人间琐事生起诸多抱怨。

回首我这近十年的道人生活,仿佛也并没有体味到太多的与世无争。宗教是具有时代性的,它也需要养活教职人员,所以弘道呀、发扬呀、光复呀等等口号都变成了催促人们不断奋进的使命。这其中,难免又会夹杂一些人心上的利益纠缠,于是原本你希望的桃源到最后也可能和现实的生活差不多。如此,不只会造成信仰的崩塌,更甚至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也会有一丝丝绝望。

道人的逍遥,表面上看是身在世外无烦忧,实则更加强调胸有天地、心无挂碍。道教对“逍遥”思想的追求,可追溯到南华真人庄子这里。

而这样的人或这样的境况,你我都会遇到,甚至这本来就是你我的生活日常。即便我这样一个道人的身份,也常常因为无法平实地面对自己而苦恼。尤其是一人时,越是生活的平静,就越能够洞照出内心的躁动。儒家言“慎独”,能在无人时候依然规诫好自己的言行,这方是高人。

《庄子》一书中呈现出了一位藐视世间礼法、一心只求自我逍遥的文人形象。

后来与葛老师聊天,他老人家最近闹了痔,偏偏又管不住嘴,爱辣爱辛,看到喜欢吃的东西忍不住多两口,结果晚上疼得睡不下。一遍遍地叫着苦,又一遍遍地悔不当初。我笑着问他,您说修行是什么?他两眼一瞪,问我,是什么?我说,修行不就是在和自己的欲望做斗争吗?能控制得了欲望,也就是修行的开始。老头挺赞同,点头称是。只是不知道过两天他是否还能把这话记在心上。

在面对楚国使臣时,庄子并没有卑躬屈膝以求福求贵,相反他却用游走在池塘中的乌龟自比,认为国君只不过是希望他去装点门面,并非真正是为他好;

而我呢,在人前说了那么多关于修行的大道理,关上门后自己却又一个个地任性而为。人真实奇怪,就这么反反复复,一生也就仓促地过去了。又或者严苛要求自己,等过完一生再回首,究竟哪一个才更充实呢?先别急着作答案,没有活到那岁数,谁说的都不一定对。生活这些事,且得磨呢!

妻子故去后,庄子也没有如常人一样表现出悲伤的状态,相反却鼓盆而歌,认为妻子终于与大道合为一体,他是发自真心地为妻子而喜悦;

又如与惠施一同观鱼时,庄子固执地认为自己与鱼儿悠游的状态合二为一了,任凭惠子如何辩解,终究不能改变他对逍遥世外的向往。

在庄子的笔下,他经常对儒生大加批判,还提出了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诸侯”的论断,他反问那些把仁义礼智奉为圭臬的人们,如果你们所遵从的规制限制了人的自然属性,这样的礼制还是值得遵守的吗?

这样的惊天一问,使人们开始惊讶于庄子的怪异。在普通人的眼中,庄子的一切行为都与人之常情背离,甚至把他视为一个无视礼法、无情无义的存在。

这也使人们对道家逍遥思想产生了一定误读。庄子有如此行为言论,需针对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作解读。

在礼乐崩坏的时代,各地诸侯常借天下苍生的名义谋求为君为王的奢望,所以庄子才称他们是世间大盗。与其在这样的环境中苟且偷生,倒不如以归隐的名义来求得内心中的安然。

庄子的逍遥之态,是在告诫人们不要受到外在名利等物的诱惑,一旦身染其中,便是亲手为自己带上了枷锁,甚至会成为戕害生命的利器。“名与身孰亲?身与货孰多?得与亡孰病?”

道祖的三连问,恰恰是对人性的发省。道家追求之逍遥,并不劝导人们不问世事而求独善其身,实则是对人之本性的回归。

在此基础上,声称道家无为的思想是对社会的不负责,或者认为追求逍遥就一定代表着对礼制的蔑视,这些观点就带有了明显的主观偏见。

只有真正关注到了人本身,才能使一切争论都无言自息。

道教以阴阳为立教的根本,讲究看待事物要具有两面性,既能看到彼此之间的不同,还要能够从不同之中找到内在的联系性。

前者言追求逍遥意在回归人的本性,不使天真之性受到贪嗔痴妄等欲求的荼毒;那么若对礼制纲常追根溯源,会发现其意义同样在于对人们的身心进行检束。

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中解释曰:“夫礼,天之经也,地之义也,民之行也。”认为真正值得倡导推行的礼制,是符合天地大道与百姓需求的,如对父母的孝养、对妻儿的爱怜、对师长的尊奉、对家国的忠贞等等。

行礼如法,除了强调要做出合乎规范的行为外,更加要强调内心中本然而升的、尊上而爱下的情感。

庄子曾抨击的是为个人私利而扰乱天下纲常的伪礼法,并非是在盲目地推崇修道便是毫无约束的自由。须知道,修行之事同样注重身心上的自我检点,这一点与制定礼制的初衷别无二致。

想要成为一名道人,首先要遵守三皈五戒,这是对一名道士在日常的宗教修持生活中该做什么、不该做什么的基本约束。道教中设定的种种戒律条款,可看作为礼制的宗教化表现形式。

世人常言修行苦,是因为不明白一切清规戒律皆是因心而起,若心内可以降服欲望诸魔,那么外在的约束便是顺本性而衍生的结果。

不是礼法戒律规制了心性,而是心中本来清静,所作所为、所念所行自然都符合去杂存真的修行方式;相反,如果仍认为礼法是对逍遥志向的局限,那就要反思心中的逍遥之志究竟是对一切尘俗的超越、还是沾染了太多个人欲望的歪曲理解呢?

能把这一点认知清楚,才有可能真正明白修真的意义。道教把修行称为修真,“真”是内在不变的根本,人们之所以看不到自我之真,是因为已经被太多的虚伪遮掩。

所以言修行,其实是一个去伪的过程。所谓“伪”,是指人们身心之上背负的虚者、假者,从外在来看是被名利财色等物质欲求诱惑了心神;

从内在剖析还在于心中执念不灭,有所执必有所念,若念念有系,又如何才能证得无碍逍遥呢?

很多时候,人们各自都只是一个当局者,且常常被自以为是的清醒蒙蔽了双眼。不论执念于逍遥修行,还是执念于如礼如法,均是对阴阳分离的偏执。

从二分之法返归于真一本源,不求人间是与非,唯念心中清静本然,这才是实现对人生疾苦的最终超越。逍遥之事,由此始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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